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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,傍晚六点。 乌拉尔山脉北部的山坡上,风停了将近两个小时,像是这片荒原难得地松开了攥紧的拳头。零下三十度的空气依然能冻裂松树的树芯,但没有风的时候,寒冷变成了一种静止的东西,沉甸甸地压在雪地上,压在那顶缝补过的帆布帐篷上。 帐篷扎在霍拉特·恰赫利山的东侧缓坡上,海拔大约一千零八十米。选址不算理想——按伊戈尔·佳特洛夫(Игорь Дятлов)自己后来在日志里写的说法,他们偏离了预定路线,本该往山下走两公里,在一片冷杉林边缘扎营。但天色暗得太快了,二十二岁的领队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的决定:就地宿营。 帐篷搭得很结实。九个人一起动手,滑雪板插进硬雪里当支撑杆,冰镐敲进去做固定桩,外帐的四角被埋进深雪里压实。帐篷内部被隔成两个空间,尽头堆着所有人的背包和备用衣物,靠外的一侧铺着拼起来的驯鹿皮和羊毛毯子。 炊事组的煤油炉在六点十五分点燃。蓝色火焰舔着铝锅底部的时候,帐篷里的温度从零下二十度升到了勉强可以忍受的程度。锅里煮的是荞麦粥,加了罐头牛肉,在这片除了雪和岩石什么都没有的山坡上,这几乎是奢侈的晚餐。 季娜依达·科尔莫戈罗娃(Зинаида Колмогорова)把最后一块黑面包掰成九份。她是队里的物资管理员,二十二岁,来自斯维尔德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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