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ila Hasić

萨拉热窝的冬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。 米利亚茨卡河依旧穿过城市，只是河水早已不是记忆中那种清澈的灰绿色。此刻它流淌着铅一般沉重的颜色，仿佛吸收了这座城市两年来所有的血与泪。河面上偶尔漂过一些无法辨认的杂物，没有人愿意靠近去看清楚那是什么。 寒风夹杂雪花风从特雷贝维奇山的方向吹来，带着燃烧过的橡胶和腐木的气味。那座曾经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峰，如今是狙击手的巢穴，是炮弹的出发地，是死亡的阳台。山上的树已经砍光了——先是塞族武装砍来修筑工事，然后是城里的人砍来取暖。一九九三年的那个冬天冻死了太多人，活着的人学会了在秋天储存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。书籍、家具、地板、门框。文化在炉膛里化为灰烬，历史在火焰中蜷曲成烟。 十二月十二日。如果日历还有意义的话。 市中心的街道上，人们以一种奇怪的姿态行走。那不是散步，不是赶路，而是一种介于冲刺和躲藏之间的痉挛式移动。每个人都在计算角度——狙击手从东南方向的山脊上能看到的街道宽度，炮弹落下时最佳的卧倒位置，从这栋楼的门口跑到那栋楼的门口需要多少秒。这座城市的三十二万居民，在六百多个日夜里，都变成了业余的弹道学家和战术专家。 锈迹斑斑的有轨电车早已停驶，铁轨上长出了野草。那些草长得歪歪斜斜，营养不良的样子，像这座城市里所有的东西一样，勉力活着，却不知道为何而活。铁轨旁有一辆被烧毁的汽车残骸，车顶压着一棵从人行道裂缝里长出来的小树苗。绿色的生命总是能找到最不可能的地方扎根。 旧城区的清真寺尖塔被炸掉了一半，朝向天空的断面参差不齐，像一根折断的手指，依然指着某个没有人能到达的方向。隔壁的天主教堂情况稍好一些，只是彩色玻璃窗全部粉碎，如今用塑料布蒙着。风吹过时，塑料布的抖动声像是在代替那些破碎的圣像发出叹息。东正教堂的钟声很久没有响过了，所有的铜钟都被熔化，做成了别的东西。 地下室里住着人。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一层又一层，像地质年代的沉积。最先搬下去的是一楼的住户，然后是二楼的，三楼的。现在，地面上几乎没有人居住了。地面是属于炮弹和子弹的，地下的潮湿和黑暗反而意味着生存。孩子们在那里出生，老人们在那里死去，人们在那里恋爱、争吵、分享最后半支香烟，在那里继续着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生活的东西。 当然，香烟也是稀缺品。真正的香烟早就抽完了，现在人们抽的是干树叶裹在纸里的东西，味道苦涩，烟雾呛人，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好。咖啡也是一样，炒焦的大麦磨成的粉末，用最后一点干净的水冲泡，人们端着小杯子小口啜饮，假装那苦涩的液体仍然是土耳其式的浓黑芬芳。 水。 说到水，这是围城战里最大的悖论之一。米利亚茨卡河就在那里，日夜不停地流淌，但河边的狙击手让取水等同于自杀。啤酒厂的泉眼是城里最主要的水源，每天都有长长的队伍排在那里，人们提着各种各样的容器——塑料桶、热水瓶、花盆，任何能够盛装液体的东西。排队是最危险的时刻，炮弹偏爱人群，这是战争的一条冷血法则。但人们还是会排队，因…